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,也是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体单位。近几年来,随着反腐败斗争形势日趋复杂,家庭已成为腐败与反腐败较量的重要阵地。一些图谋不轨之徒在对领导干部腐蚀拉拢失败后,往往将“进攻”目标转移到领导干部的亲属,尤其是配偶身上,企图从“后院”突破。作为与领导干部朝夕相处、共同生活的人,配偶的价值观、道德修养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对一些事物的态度和看法。俗话说“妻贤夫祸少,妻贪夫招罪”,一位明理大度、不骄不奢、贤良恭俭、严于律己的“贤内助”对于领导干部而言,至关重要。
“贤内助”一词最早见于宋代,《宋史•孟皇后传》里记载:“宣仁太后语帝曰:‘得贤内助,非细事也。’”后人便将协助丈夫治家有方的妻子称作“贤内助”。
历史上能够辅佐君王的“贤内助”不在少数,其中,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不能不提。唐太宗是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,他在位期间,国力强盛、百姓安定、政治清明,这些都离不开长孙皇后的辅佐。《贞观政要》中就记录了长孙皇后为贞观盛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。长孙皇后“性尤俭约,凡所服御,取给而已”,虽然贵为一国皇后,但她戒奢以俭、修德以谦,衣物配饰车马都是按制度取用,决不超过标准。“贞观元年三月癸巳,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”,“训诸子,常以谦俭为先”。贞观十年,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,曾提出“东宫器用少,请奏益之”。长孙皇后不仅拒绝了皇太子奶妈的要求,还批评她们:“为太子,所患德不立,名不扬,何患无器用邪!”即使是在弥留之际,她还一再向唐太宗嘱咐自己死后无需厚葬。长孙皇后的谦恭、谨慎、节俭,无疑是古代君王“贤内助”的优秀代表。
在封建社会恶劣的官场生态中,要做到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一方面需要勇气、意志和决心,另一方面,官员的父母、妻儿、部下等是否能够勤俭持家、谨言慎行、抵制诱惑,为从政的亲人创造一个淡泊、健康的生活环境也至关重要。一代廉吏张玮曾经感慨:“为清官甚难!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,而后清官可为,不然则改其守矣。”张玮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廉吏,与其亲属的支持与理解也是分不开的。张玮死后,由于缺钱而无法下葬,只能停于荒寺。他家中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,其妻患病也无钱抓药,后竟饥寒而死。历史上能够这样深明大义,与为官的丈夫安贫乐道的妻子并不少见。明代清官江一麟调任京师,将要北行,他付给船夫十两银子作为修船之资。船夫将船修葺一新共花费二十两,江便送去六两银子,外加价值四两银子的物品,以示补偿。江夫人知道此事后说:“既知十两,当如数偿之,而则以扇墨酬其劳可也,何必又用这些折银?”大意是,既然知道欠船夫十两银子,我们再困难也应当如数补给他,至于扇墨,可作另外谢他的酬劳。江一麟顿觉自己的做法狭隘小气,忙又差人给船夫送去四两银子。
《诗经•小雅》里有:“妻子好合,如鼓瑟琴。”夫妻有着共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,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,志同道合,亲密合作,就如同在家里弹起一曲动听的乐章。夫妻是精神和利益的共同体,家庭生活包含了夫妻间共同的意志情感和真诚美好的生活愿景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”这首著名的《江城子•记梦》是苏轼为纪念亡故的妻子———王弗而作。王弗,也称得上是位不错的“贤内助”。苏轼在《亡妻王氏墓志铭》中这样记载:“轼与客言于外,君立屏间听之,退必反覆其言曰:‘某人也,言辄持两端,惟子意之所向,子何用与是人言?’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,君曰:‘恐不能久。其与人锐,其去人必速。’”苏轼为人旷达,待人接物偶尔疏忽,有人来访时王弗常在房间屏风后静听,并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告诉苏轼,对苏轼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关怀备至,两人情深意笃,恩爱有加。
由此可见,古代的皇家或者官吏家贵族妇女的修养与境界高低,对于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,甚至是一代国君的江山稳固都有重要影响。因为她们是君王、官吏身边最亲近的人,可以间接参与国家管理,为治国安邦献计献策。另一方面,女主人善恶分明、严守法纪、勤俭持家,不仅有助于丈夫的事业发展,其言传身教也将影响子女的成长,能够营造出一个温馨和美、积极向善的家庭环境。
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女性,奢侈无度、骄横跋扈,甚至擅权挠法干预朝政。例如“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宫粉黛无颜色”的杨贵妃,集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,“姊妹弟兄皆列土”,然而,纸醉金迷、铺张奢华的生活并不长久,最终葬身“马嵬坡下泥土中”。与“以德侍君”的长孙皇后形成鲜明对比,杨贵妃“以色侍君”,恃宠而骄,令君王玩物丧志、荒废朝政,自然难得善终。另一位“美于色,薄于德,乱无道”的典型当属夏朝最后一位“皇后”———妺喜。《帝王世纪》中记载,夏桀“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,常置妺喜于膝上。妺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,桀为发缯裂之,以顺适其意。”缯,丝织品。妺喜听到撕扯缯的声音就笑,为博得妺喜欢心,桀令宫人搬来织造精美的锦帛,在她面前一匹匹撕开。当时,由于夏桀的残暴荒淫,朝廷腐败、人民穷困,而妺喜的迷惑则进一步加速了夏朝的终结。还有历史上著名的“烽火戏诸侯”,同样祸起美人。
当然,将王朝之衰亡全部归咎于“红颜祸水”也并不客观———如果不是帝王们自身昏庸好色无心理政,又何至于此!然而对照长孙皇后、王弗这些“贤内助”们的嘉言懿行,却不能不令人感叹“贤内蛀”的祸患之甚。
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。”从古今许多案例来看,不少官员锒铛入狱与“贤内蛀”的影响腐蚀不无关系。有些人原本也有廉洁之心爱民之意,可关住前门却“后院起火”,“身边人”不仅没有担当起“贤内助”的重任,反而将丈夫手中的职权作为权钱交易的筹码与四处谋利的工具,最终把丈夫送向不归路,落得个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的可悲下场。
“家之良妻,犹国之良相”,如果领导干部的配偶能够知法、守法、护法,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,防贪戒贿,不仅能为领导干部筑起抵制腐败的家庭堡垒,还能帮其“常修为政之德,常思贪欲之害,常怀律己之心”,这便是最具智慧的辅佐,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贤内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