处事须诚 不能自欺

      《中庸》有言，“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“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，是故君子诚之为贵”。身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，曾国藩自然对此原则坚信不疑。

      然而，千百年来，无数士子官吏熟读《中庸》，深知诚信重要，但绝非人人皆笃守此理念。

      人若不诚，对人而言，便是自贱。初到京城，曾国藩也曾名利心重，四处拜谒权贵名流。有一回餐叙，席间坐有朝廷要员，为引起对方关注，曾国藩说了颇多奉承之谀词，甚至为了活跃气氛，不惜化身段子手，“语多谐谑，便涉轻佻”。事后回想，曾国藩懊悔不已。《论语》有云:“君子，不重则不威”。曾国藩的表现，有失士人之风，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，反倒招人厌恶，自取其辱，实在不智。

      首先，处事须诚，不能自欺，不能欺人。

      曾国藩反复告诫兄弟“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”，全力以赴便是诚，“尽一分便是一分学，尽十分便是十分学”“脚踏实地，不敢一毫欺人”，如此才能达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，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孙的程度。

      其次，待人须诚，真心相向，便无所愧。

      曾国荃脾气大，眼界高，往往易同人发生冲突。而自诩“当世诸葛亮”的左宗棠，也非善茬，两人可谓针尖对麦芒。所以曾国藩每每规劝九弟对待左宗棠，“宜以真心相向，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。凡人以伪来，我以诚往，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”。真心如春风，诚意似暖阳，终究能融化寒雪，消释坚冰。并且对于贩夫走卒，曾国藩也强调“常以爱民诚恳之意”，身处乱世，作为手握重权之人，“最易造孽，亦最易积德”，而最大之德，无非树立诚信。

      再次，诚贵为德，造化成风，改良世俗。

      所谓诚信，并非一人之德，一人之事，而是天下之德，众人之事。曾国藩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，对于官场风气之变幻，感触堪称刻骨。他在行将围困金陵之际，致信九弟，痛思以往政风之恶，官员奏疏“托言彼事以耸听者”，此道光末年之陋习，“欺蒙宣宗，逮文宗朝已不能欺，今则更不宜欺矣”。越是饱更事变，越应自信笃实，如果自己走入机巧伪诈一途，则世风政风必定“日趋日下也”。其内心之清醒坚韧，甚值钦佩。

      意气风发的豪言壮语背后，其实透露着传统政教对士大夫操守信念的熏染。毕竟，在一个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，缺乏人格与道德的政治家，是难以负重而致远的。这亦是曾国藩高于李鸿章之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