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《新治家格言》管窥张元济廉洁思想

宋兵

　　　　

　　张元济，字筱斋，号菊生，浙江海盐人。他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，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任华东军政、行政委员会委员，上海市文史馆首任馆长，当选第一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张元济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和文献学家，在图书出版、古籍整理、版本目录学、校勘学、藏书和图书馆学等领域贡献卓著。他还是一位爱国者，一位廉洁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。他的廉洁思想在其手书的《新治家格言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　　

　　《新治家格言》的廉洁内涵

　　

　　清代江苏学者朱柏庐所著《治家格言》，从旧时代的道德观出发，规劝人们安分守己、修身养性，被后人称作“朱子家训”，广为流传。

　　1948年立春，82岁高龄的张元济在肯定《治家格言》体例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，撰写了584字的《新治家格言》，这可算是对他一生处世立业、亲身实践的概括和总结。

　　“修身”以为人。张元济在《新治家格言》的首句就提出，“为人之道，修身为本”。修身，是一种思想品质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改造，它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用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来反省、检查、约束自己；二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这种反省而逐步形成某种情操，达到某种道德境界。修身，旨在为家国百姓。在张元济看来，修身之本在于正心、在于仁、在于善，存善心，行善事，做善人。而善是“修”来的，绝非天生就有。如果“只注重新知识，将人格的扶植，德性的涵养，都放在脑后”，子不孝、兄不亲、父不严、夫不尊、官不廉、民不敬，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大乱。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，主持编辑了多种修身教科书，如《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》、《简明修身教科书》等，开启了近代国民教育的第一步。

　　“自立”以处世。张元济认为，“人贵自立，须知有志竟成，民生在勤，漫冀不求而获”。他十分推崇孔子的“自立”、“廉洁”、“勤劳”之说，主张“一日之计在于寅，诸宜乘早。七有不堪总由懒，切莫贪闲”。他主张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得到社会的承认，而不是消极地依靠父母所赐、朋友所助，不是靠请客送礼、摧眉折腰乞求而来的施舍，更不能靠贪污受贿、巧取豪夺。这是张元济对儒家“自立”、“廉洁”、“勤劳”思想的继承和发扬。

　　“喜新”以除旧。张元济自认“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”，他在《新治家格言》中提出，“逮居亲丧，毋徇俗尚，麻衣草屦，何必墨守古风；礼忏诵经，亟宜革除陋习，厚殓非礼，还防盗贼生心；入土为安，休信堪舆谬说，火葬最为解脱；公墓亦可安宁”。这是张元济对于丧葬仪式的“喜新”论。他认为，厚葬并非礼制，且仪式繁杂、耗费巨大，只有少数大户才操办得起。而其他人家因无力厚葬，又担心薄葬死者有违礼制而受到非议，只好将棺木停放起来，待日后再葬。张元济曾痛斥这种现象“最为恶习”，并在《新治家格言》中明确提出，“迷信必当破除，不作无益害有益”。张元济反对庸俗礼仪、崇尚新风的进步思想无疑是可贵的。

　　“仁心”以待民。张元济认为，“四民无分阶级，先除贵贱之见”，又提出，“家有雇佣，并宜善视；曾侍先代，当以伯叔相尊；若在少年，视如子弟之列，昔为主仆，今同主宾”。“四民”，乃从事“农、虞、工、商”之人，喻指社会一切民众。在张元济看来，不管是种地的农民，还是经营的商人，富也好，贫也罢，都应一视同仁，不分贵贱。张元济曾在《谈绑票有感》一文中提到：“国家管着教育，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；国家管着工商、路矿、农林，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？蝼蚁尚且贪生，狗急自然跳墙，人们饥寒到要死，铤而走险，法律固不可恕，其情却也可怜。”他在给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若辈……如有生路，谁肯为此？呜呼！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！人言此是绿林客，我当饥民一例看，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。”身历险境而不畏惧，脱险后还替绑匪辩护，打心底里同情绑匪的境遇，这就是张元济的仁心、胸襟和气度。

　　张元济《新治家格言》中所蕴含的修身、自立、除旧、仁心等内涵，是张元济廉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他一生孜孜追求和实践的人生价值所在。

　　

　　身体力行彰显廉洁风范

　　

　　大公无私。张元济历来重责轻利，他在公司规定自己每年所得红利要低于其他高级职员。每遇身体不适，虽照常上班却拒受全薪；如遇病休，则要求公司停发工资。至1926年退休，张元济在公司的积款连本带息达到5100多元，公司请他提取，他坚持不收。最后，公司只得按他建议把这笔钱当做教育基金，为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。在用人方面，张元济提出“取诸社会，用人惟才”的方针。他认为，“满清之亡，亡于亲贵；公司之衰，亦必由于亲贵”。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，当年从美国留学回国，专业是经济管理，可算是商务方面亟须的人才，但张元济“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，我应以身作则，言行一致”。退休后，张元济义务主持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、《四部丛刊》等重要文献的编辑工作，对于公司奉上的酬薪支票，“……断断不敢拜领，原票注销缴上，敬乞收回”。

　　铮铮风骨。上海沦陷后，张元济一家生活日益窘迫，在亲戚的建议下开始鬻字为生。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，托人送去一幅画请他题字，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。张元济从支票的印章发现索字人是傅式说，断然拒绝，退回支票，并修书一封：“是君为浙省长，祸浙甚深……以是未敢从命。”

　　节俭慷慨。张元济崇尚俭朴，经常教育晚辈勤俭持家，不要养成奢侈浪费之恶习。他广交八方人士，每天都会收到大量信件。他把信封积累起来，每过一段时间就让家人把信封拆开，翻过来重新粘好，再次利用。张元济生活节俭，心系民生，为支持家乡教育慷慨解囊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在接受《新闻报》记者专访时流露出对家乡海盐教育状况的忧心：“八年战争的结果，海盐的房屋被毁了百分之八十，这里的老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教育似乎就更有问题了。”1951年4月，85岁高龄的张元济虽已瘫痪，心里仍挂念着家乡的教育。他致函海盐县人民政府，表示“愿将祖遗坐落城内虎尾浜现租与县立中学（编者按：每年象征性收取租费大米一石）使用之房屋全所并余地捐与该中学为校舍”。

　　在张元济的一生中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，以上几例只是对其廉洁思想的一个佐证。